《今晚报》2014年2月4日9版刊发中国民航大学人文学院社会科学部主任王勇署名文章：

“两航”起义与天津

王
勇

   
1949年11月9日，原属国民党官僚资本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（统称“两航”）的12架飞机，从香港启德机场结队北飞，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飞行，其中一架中央航空公司的空中行宫号飞机，于12时15分在北京西郊机场着陆。当两家航空公司的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作为起义代表走下飞机时，受到了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、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欢迎。与此同时，其余11架飞机也平安飞抵天津，在天津机场受到人民政府和群众代表的热烈欢迎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“两航”起义。

   
11月9日当晚，天津市市长黄敬在起士林饭店宴请全体人员，并在交际大楼（今解放南路273号）举行欢迎晚会。各界群众热烈的欢迎情绪，一次次雷鸣般的掌声使所有起义人员都深受感动。11月15日，他们应邀乘火车赴京，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宴请和接见。当时北飞人员大部分穿的都是飞行衣或西装，而年龄最小的机械员甘嘉霖是临时决定参加起义，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衣，什么衣服也没有带。到达天津时，天气已经相当寒冷，天津同志便送了一套棉干部服给他穿。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，对工作人员说：“可以每个人都送一套嘛！”于是在周总理接见后，在天津就有人专门给起义人员量体裁衣，不久每个人都免费领到一套灰色的棉干部服。

   
“两航”起义人员到达天津后，先是住在市政府交际处的招待所，后来又搬到泰莱饭店（今解放北路158号）住了一个星期。1949年12月2日迁入位于镇南道（今睦南道）186号的航空招待所。在天津期间，当时管理民航事务的军委民航局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排。除了听取一些人员对新中国民航开航和复员筹备工作的建议外，有关部门还安排他们进行政治、业务学习和文件阅读。组织上，专门成立了一个“两航同仁学习生活委员会”，下设学术、文体、生活、出版等若干小组，以推进日常的学习、生活事宜。并按照实际需要，经常组织起义人员举行学术讨论会、辩论会、检讨会、游艺晚会、小组漫谈会等。在业余时间还开展了唱歌、扭秧歌、打排球、滑冰等文体活动。此外，又发行了“两航快报”，用来报道留在香港员工的动态和其他一切有关“两航”的消息。一位起义人员后来回忆说，当时的生活使我们从以往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，完全变成了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。12月16日，又有四位机械师和部分北飞起义人员的家属抵达天津。此后，飞机的维护工作也得到了加强。1950年1月初，在民航局的领导下，他们开始积极筹备新中国民航的开航事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