鲜血染就抗战历史 英勇挺起民族脊梁

——记抗战老兵慕宗惠

学生记者郭凌孜摄影刘刚

他的头发已经花白，眼睛却神色清明，无论坐立，他的背脊都挺得很直。这位92岁的老人仍坚持着撰写回忆录，用刚劲利落的钢笔字记载下那段难以忘怀的峥嵘岁月。他是慕宗惠，一位青年时热血抗日的老兵，一位半辈子投身民航事业的老同志。

慕宗惠同志1923年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，1940年担任县区联会儿童助理员，1944年冬季因工作中表现突出被评为模范受到荣成县通令嘉奖一次。抗日战争结束后，1945年11月慕宗惠到东北老航校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）学习飞行，从此，他将一生都给了航校。

战火与杀戮激发抗日情怀

1931年，慕宗惠仅有8岁。震惊中外的“九·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沈阳迅速沦陷，东北三省也陆续被日军侵占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全面侵华战争爆发，日本侵略者在中原大地上横行霸道，四万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的艰难境地。慕宗惠的整个童年都伴随着战乱而颠沛流离。在这样危急的时局下，抗日救亡运动由局部到全面地发动起来，无数军民为抗日杀敌献出生命。“我一回忆这段，就感觉……非常难过……”老人哽咽着讲述起那段悲惨而又壮烈的往事，攥着纸巾的手也在颤抖。

他的家乡在山东省荣成县俚岛镇，俚岛位于胶东半岛最东，三面环海，一面内陆。1939年前后，日本侵略者从海上入侵俚岛，将其占领并修建了炮楼据点。日军开始频繁地对这里的人民进行抢劫、烧杀。俚岛附近有个小王村，村里有一户人家弟兄共三人，老三刚刚娶了妻，家中喜事才过，日本兵便来村中扫荡。老二老三带着妻儿沿山沟逃跑掉，老大守在家里不肯走，他握着牛栏旁铡草的刀砍死了冲进院子的一个敌人，后将其尸首埋进秸秆堆。日军撤离之前发现队列少了一人，就停下挨家挨户搜查，沿着血迹找到了尸体。老大被抓住后，大骂着日军惨死在其血腥的刺刀下。

日军经过东海军区时，整支车队行驶在一段山路上。慕宗惠的老乡陈友随团伏击，抱着两个手榴弹毅然从山坡上滚下去，一直滚到敌人车下，拉响了手雷，敌人的车辆被炸毁，陈友同志壮烈牺牲。沙石和着碎片四溅开来，浓烟和大火刺痛了伏击圈里所有的战士。他们将陈友的骨骸埋葬在故乡以北的青山上。每逢清明，儿童团的孩子们便去献花缅怀悼念。

在那个时代，像陈友一样为了杀敌而牺牲的军民太多。面对惨无人道的侵略者，妇女同样有英雄胆气和铮铮铁骨。1942年冬天，日军在胶东进行大扫荡，一名女学生不幸被抓。这位性格刚烈的女学生宁死不屈，她紧紧地抱住敌人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，与敌同归于尽。无论男女老少，大家都在用生命进行斗争。

“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，那里有我的同胞，还有那衰老的爹娘。九一八，九一八，从那个悲惨的时候，脱离了我的家乡，抛弃那无尽的宝藏，流浪！流浪！”看着悲惨死去的乡邻和满目疮痍的故土，年幼的慕宗惠心中那颗抗日打鬼子的火种渐渐燃起。

从儿童团到对敌开展政治攻势

1939年，慕宗惠担任了村里儿童团的团长，负责带领30多个10岁左右的孩子，除汉奸、打走狗、宣传抗战是他们心中最坚定的目标。

站岗放哨是儿童团员最基本的任务。孩子们分散把守在村子里每一个路口，手拿棍棒和红缨枪在那里站岗，凡有人经过都要上前询问：“哪里人？去哪儿？有证没有？”他们的第二个任务是送鸡毛信。俚岛距离敌阵区还有一段距离，一旦有紧急的新敌情，内线就在装有情报的信封上插一根鸡毛，通过地下组织送到村里儿童团手中。拿到信后，孩子们就从他们的村子送往下一个村，风雨无阻。募集铜铁、铜板、铜碗等铜器是儿童团的第三个任务。这些铜器会被送到兵工厂做子弹，以供战时之需。

白天，他组织团员们分工完成任务，晚上则围坐在一起识字念书。兵荒马乱的年代妇女儿童识字的很少，文化水平普遍低下，儿童团在村里开设“识字班”，组织大家学习基本知识。此外，每逢农忙或节日，孩子们便会去慰问军人家属，为其打扫院子、担水、捡柴火。

当慕宗惠到区里做儿童助理员时，任务就不一样了，17岁的他开始跟随妇救会等组织到敌占区组建武装、成立基层政府并对敌开展政治工作。

新政府想要稳固，就必须有自己的保卫力量，因此具备武装是成立政府的先决条件。每到一个村，他们需要了解清楚哪些人有能力做领导、哪些人有意愿去参军，才能选定村长与副村长。接着，他们会在村长的安排下动员村里的农救会、妇救会、青年会、儿童团联合起来，号召群众组建民兵武装来保卫政府。在已有民兵的基础上，进行抗战宣传，鼓励更多青壮年参军。那时候物资紧缺，村里的民兵没有什么武器装备，连土枪也是有限的，大部分人使用的是自家打猎用的土枪、红缨枪。农村都组建起民兵后，一个乡成立一个小分队（相当于部队的一个排）。小分队的武器较民兵更强，有了步枪、手榴弹。再往上发展依次是区中队、县大队，县大队为正式武装，一般有三个连。当时的武装力量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。

在部分地区，日军已经成立了伪政府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慕宗惠想要开展工作就面临着更多困难。瓦解敌军相当不易，首先需镇压汉奸。每每抓住汉奸，他们便召集群众开公审大会。此外，他们要去做伪军家属、亲戚、朋友的思想政治工作，通过这些方式间接向伪军做工作，当鬼子来扫荡时，投降的伪军就可以为我方通风报信。

1942年，慕宗惠在区里开办的补习班上课时，区领导发现他认真勇敢、积极上进，就将他送到了更高一级学校学习。

苦难学生时代磨练钢铁意志

东北战乱，无论中学或是高校都没有校址，甚至没有固定教室。学校跟随县里的游击队伍行进，敌人一来，他们就转移。同一个地方，学生们常常住不到两礼拜，上课地点一年四季都在变换。夏天，在树林里；冬天，在小屋子里；春秋，在背阳的山坡上。课上也没有桌子凳子，每个人拿出仅有的行军被，白天坐着学习，晚上打开睡觉。而教材则全部是油印报，内容也都围绕着“一切为了抗战”的大主题。他们既是学生，又是宣传队，还是工作队。学习的同时，他们承担着宣传抗战、晚上轮班站岗放哨、每个礼拜去镇里抬公粮、参加建筑建设以及在农村建设抗战统一战线等任务。

五六十个学生组成一个队，挤在一间大屋子里睡觉，冬天在身下铺着稻草，夏天再换做草帘子。最难熬的是冬天，屋子里没有烤炉，为了取暖大家将门窗紧闭着。屋子里面气味很难闻，老师上课一进屋就把鼻子捂起来。因为洗澡不便，学生们身上长着的虱子不是一只两只，而是成片，衣服中一缕一缕的都是。每个礼拜六有党团活动，男生去抬粮抬草时，女生就烧火给男生暂时脱下的衣服烫虱子。“让我这一生体会最深的，就是做学生的艰苦岁月，我的基础是在那里打下的，意志也是那时磨练的。”慕宗惠说道，“但1942年的冬天，才是最残酷的。”

1942年冬，日寇又来胶东进行大扫荡。这次冬季大扫荡是拉网式的，日本人沿南北向拉了一条扫荡战线，从北海到东海军区再到南海。慕宗惠的家乡有一座不算大的老山，老山恰处于这次扫荡战线必经之地。日寇见人就杀，见村就抢。白天拉网沿着丘陵山区一边搜查一边大喊：“看到啦！看到啦！不要跑！”再“砰砰”地开上几枪，故意制造恐慌。到了晚上，日寇每隔五、六米堆一个火堆，在老百姓的门窗上都搁着火把，拉成一条可怕的“火线”。来不及逃走的村民被抓后，大多难逃残忍屠杀，日寇仅留下少数青壮年将其押送到日本做苦力。民众有当地百姓，有外地流亡人，还有学生。他们非常害怕，听到枪声、看见火光就拼命逃散。老山在西面，大家就向东跑，跑到尽头已是浅滩，根本无路可走，敌人就在这里用机枪扫射、刺刀砍杀。尸体的死状惨不忍睹，有的女人抱着小孩双双死掉，有的小孩子背着弟妹死掉，场面触目惊心如人间炼狱。因为流的血太多，老山变成了“红山”，一直流到海滩上，冻的冰都是红色的。

1943年，在大扫荡中受到重创的胶东半岛局势慢慢好转。胶东军区为了培养接班人和后备力量成立学兵团（学生兵团），将胶东各学校的学生集中起来进行为时三个月的军事化训练。慕宗惠在那里初步学习使用步枪、长刀、手榴弹并练习射击。

1945年，学校要调一批学生去山东抗大（山东抗日大学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分校）。在兵团接受军事训练后，慕宗惠立志抗敌报国，他向学校递交了前去抗大的申请并得到批准。学生们组成连队，沿解放区行进，一路上困难重重，先躲避日军春季扫荡后顺利度过胶济封锁线和日伪敌占区。步行加坐船，在行走了整整一个多月后，他们终于到达了。抗大是以培育部队官兵、基层干部为宗旨的，学生们多被培养为担任思想政治工作的助理员、指导员。“我是老八路，但我是老八路中的新兵。”老人感慨道，没能真枪实弹地上前线打鬼子是他一生的遗憾。

抗战胜利后，1945年11月慕宗惠被挑选为第一期飞行学员来到吉林省通化市东北老航校（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）学习飞行。三年后，他毕业留校担任学员大队中队长，在教学过程中立下三等功。1949年，解放战争胜利，新中国成立。他先后在空军第四航校与空军第十四航校学习、工作，并再次被授予三等功。1980年后，慕宗惠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机械专科学校（现中国民航大学）校长顾问等职，为学校的建设发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。

201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70周年。七十年前的抗战之路无法用几句话、几件事、几场战役就讲得清，因为那是用无数军民的血和魂一步步走出来的。“抗战八年，抗战八年！这胜利来之不易，那的确是用血夺取的。”慕宗惠说道。他希望幸福生活在21世纪的中华儿女们牢记历史、勿忘国耻，铭记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、顽强不屈的烈士、英勇抗日的故事。

采访后记：这位耄耋老人依旧关心着国家大事。他的心中也有一个中国梦，他愿当代青少年成长为建设祖国的优秀接班人。慕宗惠将自己人生的总结分享给学子们：“你们是祖国的未来，我希望你们至少具备三点：一是知识，知识就是手中的武器；二是信念，信念指给你前进的方向；三是纪律，有纪律才能有约束力。”

（编辑陈红叶）